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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当前的反窃电斗争

 

为防范和打击窃电,供电企业不惜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与之进行了持久的顽强的较量。国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反窃电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武器,窃电歪风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然而笔者并不乐观地看到,这股歪风并没有从根本上销声匿迹,窃电与反窃电之间的斗争仍然火药味浓浓。

一、对反窃电形势的反思

《辽宁省反窃电条例》实施已经十几年了,这个在当时国内出台的第4个省级地方性防范、打击窃电的专门条例,显示出对《电力法》细化量化的更完善更具操作性的特点,并在反窃电的实践中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条例》出台后,电耗子是否就闻风丧胆,我们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那么当前的反窃电斗争形势究竟发生了那些转变呢?

1.窃电方式由原始型智能型转变。以往特别是城市电网和农村电网改造之前,由于某些地区供电设施处于落后状态,线路老化,裸线居多,计量装置缺乏防窃电功能,这无不给电耗子造成可乘之机,因而窃电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如绕越计量装置、伪造或开启表封、倒拨电表,窃电手段比较简单,易于操作,易暴露也易查获。而在农村地区挂外线的窃电方式相当普遍,据某一个县级市2006年的统计结果表明,类似于挂外线的擅自接电的原始型窃电方式占58.15%,而所谓的技术性窃电仅占9.67%。近年来大规模的城网与农网的两网升级改造后,供电线路基本上实现了绝缘化,在城市地区还实现了电缆化,计量装置也增强了防窃电功能,因而原始型窃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限制,而智能型窃电就应运而生,日趋泛滥,或改变计量元件的电磁方向、或利用电感元件或电容元件、或利用专用工具或编程器等,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无所不用其极。另外窃电还形成了职业化的特点,部分地区竟然出现一批专门从事窃电研究的专家

2.窃电主体由个人向单位的转变。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企业成分多元化,企业的整体效益与个人利益出现从未有过的这样直接密切的联系,于是某些单位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或诱惑,近年来单位窃电一直呈上升趋势。辽南某供电公司于2015年查处的186件窃电案件中,其中单位窃电由3年前的26.25%突增到42.74%。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个别的吃皇粮的机关事业单位也为这股窃电歪风推波助澜,使单位窃电覆盖面更为广泛。

3.窃电规模由分散向集中的转变。2015年某市供电分公司查处的窃电户数大为减少,下降幅度为25.64%,过去一抓一大群的局面好像不存在了,甚至还有用电检查人员无功而返的时候,但是所查处的窃电量却几乎与上年持平,究其原因是窃电大户兴风作浪。他们一家的窃电量就相当于几百家甚至成千上万居民的个人窃电量。某市去年所查处的5起窃电大案,窃电的变压器容量均在50千伏安以上。如一家买卖兴隆的酒店,仅使用中央空调一项每月的用电量至少在1.2万千瓦时,每月电费正常情况下应在2万元以上,堪称一个用电大户。可是该酒店却在CT变比上做了手脚,致使夏季用电高峰期平均每月电费却只有1.3万元,这种反常情况引起用电检查人员的怀疑,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终于使该酒店原形毕露。

二、对反窃电队伍的反思

供电企业建立了各级专门的用电检查组织,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打击窃电人人有责的队伍,特别是农村供电所实行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台区或线路承包制,严密关注辖区的用电秩序状况,电耗子一出洞就能及时准确地予以回击,因而辽宁省农村地区的反窃电形势总体好于城市地区。应该说,辽宁省的用电检查队伍为反窃电斗争创造出卓有成效的业绩。尤其一些窃电分子豢养凶犬、雇佣打手,有的甚至勾结社会上的地痞流氓或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人员,对供电企业和有关部门依法反窃电轻则恐吓、谩骂,重则围攻、殴打,全省每年都要发生多起这样的治安或刑事案件,用电检查人员不畏强暴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

但是,对于反窃电斗争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反窃电队伍决不是无可挑剔,同样需要我们予以反思。

1.以罚代法的观念普遍存在。依照法律的规定,根据窃电者的窃电量、窃电手段及认罪认错态度,应当区别对待,可是窃电者明明严重地触犯了刑律,态度又极其恶劣,为什么就不能理直气壮地通过司法程序予以追究呢?甚至个别用电检查部门竟与窃电者讨价还价,摆出好像做一桩买卖的软弱可笑的架式,这就是以罚代法的观念在作怪。辽宁省某县级市近年来电耗子中竟没有一个哪怕受到拘留这样的处罚,并不是罪不当法律制裁,而是只要交纳了罚款(实际上应该准确地说,是讨价还价后的追补电费和违约用电金)便可以逍遥法外。  

2.个别用电检查人员成为懒猫,甚至化。某供电分公司组织了一次各部门的联合行动,对员工和所属多经企业挨门逐户进行地毯式的普查,发现窃电户数竟不低于社会窃电户的比例数,更不用提私自拆动表封和使用事故表的与身份明显不相称的行为。事实上,该分公司为惩处员工窃电制定了严格的处分规定,但是并没有落到实处,所以连自己家里的事情都管不好。如果懒猫勉强还可以算作的话,那么极少数用电检查人员化,在社会上造成不可挽回的极为恶劣的影响,就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了。有的窃电户有恃无恐,隐藏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已经化为类的为之撑腰。

3.反窃电队伍的综合素质亟待提高。目前窃电手段大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并且窃电的证据极易销毁或转移,尤其是对高新技术窃电的取证难度很大。作为一名称职的用电检查人员,既需要一往无前的勇气,更需要精通业务的技能,还需要能完整准确执行相关政策法规的水平,而一些供电企业在人员的安排上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如某供电分公司甚至把营业及运行等部门精简下来的人员安排到用电检查队伍中,认为与其让这些人员待岗,倒不如让他们去抓窃电的,抓一个是一个。该分公司与同处在市区的另外3个供电分公司相比,窃电查获率低出60%以上,正是人员素质不高的必然反映,当然蒙受损失最大的还是这个供电分公司。

三、对反窃电政策的反思

最近,辽宁省某市开发区一家颇具规模的锻造厂的配电室值班人员在业主夏某的纵容指使下,肆无忌惮地进行窃电活动,窃电容量达5000千瓦,根据《条例》的具体规定追补电费和用电违约金至少在百万元以上。可是当公安部门立案侦察时,却对窃电量的具体认定存在较大争议,致使不能进入司法诉讼程序,后来业主夏某忍痛拿出了30多万元,这起案件就不了了之。这起案件说明了在执行反窃电的政策上,确实存在值得我们反思的不尽人意之处。

1.法律法规滞后造成对窃电缺乏打击力度。尽管一系列法律法规把窃电视为盗窃行为,但是首先《刑法》中尚未建立比较完整的窃电犯罪罪名,在使用刑罚上并未明确规定独立的窃电犯罪罪名,未对窃电犯罪作出详尽的司法解释,如到底窃电量多大才构成犯罪,使人不得其要领。其次,在现行法律规定的窃电犯罪难以取证量刑。窃电固然是盗窃行为,但是否构成盗窃犯罪仍然在于窃电量的多少。在查处窃电中,能够查明的只是窃电现场的工具、手段,尽管对追补电费和用电违约金,《条例》有着明确的规定,但是依照司法程序来具体确定电窃电量就存在很多困难,使犯罪分子得不到应用的刑事制裁,达不到震慑犯罪的目的。

2.供电企业查窃电难,处理更难。供电部门实施了公司化的体制改革后,所承担的政府对于电力的管理职能正逐步地削弱淡化以至于完全消失,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不具有执法权的企业,在查处窃电的过程中没有侦察权,不能采取非常手段,而窃电现场变化莫测,稍一迟误窃电者就有可能销毁或藏匿窃电证据,如某供电公司用电检查人员明知某厂用电极不正常,于是在半夜时分翻墙进入该厂配电室,尽管取得了窃电证据,却引发了一场关于执法手段合法性的争执。供电企业对于窃电只能按照规定来履行追补电费及用电违约金的企业行为,但是对于采取软磨硬泡、有钱不交、逃之夭夭、甚至恐吓威胁等手段拒不交纳追补电费和用电违约金的用户,由于供电企业不具有执行权,既不能查封帐户,又不能扣押财物,只能以实施停电来勉强应付,显得软弱可欺,甚至束手无策。

3.“电耗子并未人人喊打。窃电不丢人偷电和偷东西毕竟还是不一样,这种普遍存在的法律意识,使得整个社会尚未形成强大的反窃电舆论环境。为什么当处理窃电案件时,说情风铺天盖地甚嚣尘上,这说明了关于反窃电的法律意识并未深入人心,相当多的人群对电是商品的属性和窃电违法性及应受惩罚性岂止是不明确,简直糊涂到顶点。如此淡薄的法律意识,说明加强反窃电法律的法规宣传刻不容缓,在全社会形成窃电就是违法犯罪的共识,各级政府部门都能对窃电犯罪问题引起充分重视,确实任重而道远。因此,反窃电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根本关键,在于整个社会形势的根本好转,人们的法律意识得到普遍提高,不给窃电歪风的滋生以生存的土壤。

 

(于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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